文章轉自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
作者，李林（1970-），男，河南息縣人，江西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從事比較宗教學研究。
內容摘要：呂澂是20世紀中國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經版本及辨偽、印度原典的研究與翻譯、因明與聲明、戒律、中國佛學、西藏佛學、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呂澂不僅在佛學研究方面有著極高的造詣和成就，而且對中國近代佛學教育事業、佛學人才培養以及佛經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同時，呂澂還是學術和信仰兼備的佛學者，這就使得他的論述在學術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價值。呂澂的學術成就不但應該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而且還應該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視，以便建設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學。
【關鍵詞】呂澂；相似佛學；佛教；卡爾．巴特；
遺忘呂澂，是當今漢語佛學界最嚴重的缺憾。
呂澂畢生的佛學研究，就是為佛法正本清源。在與佛學相關的純文本意義上的佛學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是“佛經勘同”和“佛經辨偽”，呂先生一人勘同出177部佛籍，考證出包括《大乘起信論》在內的疑偽經24種[1]，並對漢、藏、梵文大藏經進行了系統勘校，其學術價值在佛學史上可謂曠古未有，然而他在佛經辨偽方面的成就，卻引起了巨大爭議，以至於遭到教界的拒絕或反斥。
呂澂的專著引起教內強烈反應的主要原因，看來並非緣於學術觀點不同——在學術思想界，一直有對佛教不利的觀點和專著，比如範文瀾的《唐代佛教》、胡適的禪宗研究和他對《虛雲和尚年譜》的質疑等，但是上述情況並沒有使得教內那麼群情激憤。是不是呂澂的居士身份引起瞭如此大的爭議？至今學界和教界都對呂澂的居士身份表示認同，呂澂曾向他的重要論爭對象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參，千錘百煉”，絕非熊氏想像的“治經論”三字便可了事。[2]所以，呂澂的佛學成就並不是出自那些標榜“學術中立”的純粹學者之手，而是中國佛教內部的信仰者對於自身所處教義的全面反省。
以下本文將就呂澂這樣一個重要人物被佛學界遺忘的原因進行一些探討。
一、呂澂生平介紹
呂澂（1896～1989），原名呂渭，後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鶖子，江蘇省丹陽縣人。
呂澂自幼天資聰慧，刻苦向學，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便獨立閱畢大英百科全書。而獻身佛法之刻苦修學，使得他精通梵、巴利、藏、日、英、法等各國語言，通過這些得心應手的基礎工具，呂澂在解讀、校勘梵、藏佛教原典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並進一步了解世界佛學研究動態，突破了中國學者向來依靠傳統華言譯本藏經進行佛學探源的局限。
1911年，“中國近現代佛學之父”、金陵刻經處創辦者楊仁山居士逝世，歐陽漸（竟無）繼其業，負責刻經處的工作。1914年，歐陽漸在金陵刻經處設研究部，呂澂為第一批學人。一年後，呂澂赴日留學，進入日本高等預備學校深造，繼而在日本美術學院專攻美術。
1915年，呂澂因為與留日學生共同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而罷學回國，隨即為劉海粟先生聘任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呂澂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職約兩年，在此期間，他結合教學，先後編撰了多種美術專著，如《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西洋美術史》、《色彩學綱要》等等，這些書在1931年至1933年期間陸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0世紀初，漢語思想界有範壽康、呂澂、宗白華等大力提倡“生命美學”，而首先在美術領域提出改革口號的就是呂澂。1918年，呂澂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術革命》的文章，指出對中西古今的美術要公允客觀地平等對待，特別是強調既要重視歐美美術的歷史變遷，也要研究時興的新派藝術及中國固有美術，這在中國美術界面對西方藝術的衝擊正徬徨、徘徊、無所適從之際，尤其顯得難能可貴。五四運動時思潮紛起，其中陳獨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號影響頗深。其實陳氏之思想，最早是受呂澂的啟發而作的，陳獨秀親撰《美術革命·答呂澂來信》一文，大聲疾呼要學習西方繪畫寫實的精神：“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因為要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畫寫實的精神。”“美術革命”口號的提出，引起了中國美術界空前激烈的爭鳴。
1918年，歐陽漸欲在刻經處籌辦“支那內學院”，呂澂應其邀請，到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工作，協助竟無先生籌建支那內學院。從此以後，呂澂悉廢原有舊學，終生專心於佛學研究。
1922年，支那內學院成立，歐陽漸為院長，呂澂任學務處主任。因呂澂字秋子，歐陽漸嘗稱他為“鷲子”，鷲子是釋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華言譯名，由此可見歐陽大師對呂澂的倚重。歐陽漸曾說：“先師囑咐漸十餘年來，得超敏縝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可以推廣，吾其庶幾乎！”
